西安债务重组:从“双清零”收官到分层纾困的实务图景
西安债务重组:从“双清零”收官到分层纾困的实务图景
西安的债务重组正在经历一场结构性转折。过去几年,以隐性债务“双清零”和融资平台大规模退出为核心的地方政府化债,构成了西安债务治理的主线;与此同时,房地产与建工企业的信用风险持续释放,预重整与破产重整成为困境企业的主要出口,地方AMC的非标债务重组模式也在省内形成可复制的操作样本。三条线索并行,勾勒出一幅“政府端收官、企业端攻坚、金融端协同”的分层治理图景。对债权人、债务人及专业服务机构而言,理解这一图景的差异与交叉,是制定有效重组策略的前提。
一、政府与城投:化债收官与“债务分家”
西安地方债务治理的节奏在2025年显著加快。据西安市财政局披露,2025年全市创新债务化解工具,将近期偿债高峰平滑至未来25年左右,年均节约利息支出约17亿元;44家融资平台退出39家,15个区县(开发区)实现隐性债务和融资平台“双清零”。这一进展意味着,传统城投信用逻辑所依附的“隐债—平台”链条在多数区县已实质性断裂,存量债务的处置重心正从“防范新增”转向“存量出清与主体转型”。
曲江新区的改革是这一转向中最具标本意义的案例。根据西安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曲江新区管委会将逐步撤销,整体转型为市级文旅产业集团,社会管理事务移交行政区。其旗下6家发债主体存续债券规模合计245.33亿元,旗舰平台曲文投资产负债率已超87%,累计票据逾期发生额2.35亿元,被执行总金额13.19亿元。化债方案的核心逻辑被概括为“托底不兜底”与“债务分家”:公益性债务由西安市政府承接,通过区域稳定发展基金、银行统一授信进行置换展期;经营性债务留在新设文旅集团,由经营现金流偿还。2026—2028年是曲江偿债高峰期,三年集中到期约180亿元,核心景区REITs能否落地将直接影响经营性债务的偿付节奏。
对债权人而言,这一变化释放的信号是明确的:城投债的“政府信用背书”正在被拆解为“公益性—经营性”的二元逻辑。涉及存量城投债和非标债权的重组谈判,需要首先识别底层资产与债务性质,而非笼统依赖区域信用判断。
二、企业端困境:房地产与建工的风险释放
企业层面的债务压力集中在房地产及其关联的建筑施工领域。陕西中登投资在经历漫长破产清算后于2024年12月被宣告破产,其开发的苏陕国际金融中心停工十年,2026年1月以7.48亿元起拍。西安建工的处境则更具警示意义:这家西安本土大型国有建设企业2024年出现实质性违约,截至2025年末逾期债务超30亿元,总部大楼26套不动产被跨省司法拍卖,起拍价2.14亿元。其风险根源在于混改后对关联方项目的高度依赖——绿地控股陷入流动性危机后,回款链条骤然断裂。
建工类企业的债务重组有其特殊难度:资产以应收账款和在建工程为主,变现周期长、折价幅度大;债务结构中保理、供应链金融等非标占比高,债权人分散且诉求分化。西安建工案例中,执行依据为保理合同纠纷,申请执行人具有山东国资背景,反映出跨区域金融机构在西安困境企业中的敞口并非孤立现象。这类企业的重组,单纯依赖司法执行程序往往只能实现资产的“低价变现”,难以恢复营运价值,预重整或庭外重组中的债权人委员会机制更为关键。
三、司法重整的工具箱:预重整、府院联动与“自营式重整”
西安中院在困境企业司法挽救方面已形成较为清晰的程序偏好:对具有挽救价值的企业,优先适用预重整和重整程序。2024年以来,西安中院审结破产清算类案件298件,同时对具备再生基础的企业积极运用重整、和解程序。
预重整的常态化运用是突出特征。幸福航空、ST西旅、西安西迈房地产等均通过预重整程序启动挽救,由清算组或专业机构担任临时管理人,在正式重整申请受理前完成债权申报、资产核查和方案预沟通。ST西旅的案例尤其能说明预重整的制度功能:债权人以177.30万元到期债权未获清偿为由申请预重整,法院据此启动程序,使这家净资产为负、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上市公司获得在正式重整前与主要债权人协商方案的空间。小额债权触发大额重整,恰恰体现了预重整“以时间换空间”的价值。
西安北沙城中村改造案的“自营式重整”则展示了另一种技术路径。该案创新采用“信托+合伙企业”双重架构,信托计划负责债权清偿与租金管理,合伙企业运营资产实现风险隔离;重整后公司主体存续,普通债权按45%比例清偿,并设置最低清偿保障与15年分期清偿机制。这一结构的核心在于,不依赖外部投资人一次性买断资产,而是以资产运营收益持续偿债,在保留集体资产的同时实现企业再生。对于资产具有稳定现金流但变现困难的项目,这一模式具有参考意义。
府院联动在烂尾项目处置中的功能同样不可替代。宁陕县祥洲大酒店烂尾七年后,经西安中院与当地政法委、公安机关协调,调取经侦案卷作为债权审核依据,逐项解决先建设后办手续、土地实测面积不符等历史遗留问题,最终推动项目重整盘活。这类案件的启示在于:困境房地产项目的重组障碍往往不在债务本身,而在资产权属与行政审批的“死结”,府院联动是解开这类死结的必要通道。
四、AMC与金融协同:非标债务重组的“韩城样本”
非标债务是城投和困境企业债务重组中最棘手的部分——利率高、期限错配、债权人分散且谈判能力不一。陕西省内形成的“韩城模式”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结构化方案:韩城市与陕西金资合作,通过“收购+处置+基金+重组”的方式,完成非标债务收购15笔、重组7笔、清偿2笔、置换7笔,非标债务利率从12%降至6%左右。陕西金资作为陕西省唯一地方AMC,在这一过程中承担了“流动性注入者”与“谈判中枢”的双重角色。
这一模式的可复制性在于其分层处置逻辑:对流动性尚可的债务进行置换,以时间换利率;对已经违约的债权由AMC收购后重组,统一债权人立场;对部分债务直接清偿,切断风险链条。标普信评将其评价为“通过结构化债务重组实现区域信用修复的实践,为债务高风险地区提供了可参照的操作路径”。2024年11月金融监管总局拓宽不良资产业务范围后,AMC收购非金融机构和地方金融组织相关资产的政策空间进一步打开,为非标债务重组提供了更充分的工具基础。
在金融协同层面,2025年9月陕西省高院执行局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陕西监管局建立“执行工作+金融监管”联动机制,核心安排包括:建立纾困企业台账,对符合条件的债务企业依法审慎采取保全和执行措施;指导成立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以“一企一策”制定纾困方案,并可向法院申请暂缓执行;对已履行义务或达成和解的企业启动信用修复程序。这一机制将司法执行的“刚性”与金融监管的“柔性”衔接起来,为暂时性困难但具有市场前景的企业保留了营运空间,同时也划定了打击逃废债的底线。
五、实务指引与风险提示
对于身处西安债务重组中的各方参与者,以下几条操作逻辑值得优先考虑。
第一,区分债务性质,选择适配路径。 政府关联债务的处置窗口正在收窄,“双清零”之后的重点已转向存量平台的转型与经营性债务的市场化重组;企业债务则需根据资产是否具有持续经营价值,在庭外重组、预重整、重整与清算之间做出选择。对资产具有稳定现金流但流动性断裂的项目,“自营式重整”或信托架构可能优于简单变卖;对资产已无挽救价值的企业,及时清算反而是对债权人整体利益更负责的选择。
第二,预重整的“窗口期”需要主动利用。 西安中院对预重整的运用已较为成熟,但预重整并非自动启动,需要债务人、债权人或主管部门主动申请并配合临时管理人的工作。在预重整期间完成债权申报、资产核查和核心方案的预沟通,可以显著降低正式重整阶段的不确定性和时间成本。债权人亦应关注预重整期间的债权申报期限和程序要求,避免因程序疏忽丧失表决权或清偿机会。
第三,非标债权的处置应尽早引入AMC或专业机构。 非标债务的分散性使得个体债权人单独谈判的议价能力有限,AMC的集中收购和统一重组能够降低协调成本,并在利率和期限上争取更优条件。韩城模式的经验表明,非标利率的大幅下行并非不可能,前提是债权人结构经过整合、重组方案具有可执行的现金流基础。
第四,警惕个人债务领域的制度空白。 西安目前不是个人破产制度试点城市,陕西省亦未出台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的专门实施政策,现阶段个人无法在西安直接申请破产。这意味着企业主以个人连带担保方式形成的债务,无法通过个人破产程序获得免责,只能在企业重整或庭外和解中一并处理。实务中已有将实际控制人个人连带担保债务通过“债转股”并入企业股权、实现个人责任豁免的操作案例,但这依赖于主要债权人的一致同意和重整方案的妥善设计,并非普适路径。对个人债务人而言,现阶段更现实的策略是在企业端重组中争取“打包解决”,而非等待个人层面的制度救济。
西安债务重组当前的基本格局是:政府与城投端的“双清零”已进入收官阶段,曲江等主体的转型将检验经营性债务的市场化偿付能力;企业端的风险释放仍在持续,司法重整与AMC非标重组提供了分层处置的工具,但成功与否取决于资产质量、债权人协调和府院联动的有效性。对市场参与者而言,笼统的“区域信用”叙事已经不足以支撑决策,债务性质、底层资产和程序路径的精细化判断,才是重组博弈中真正的变量。

